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提出“还我普通人”之后,边缘化的人物形象逐渐显影于电影创作之中。老人、失业游民、小偷等诸多徘徊于主流视野外的人物渐次走回银幕之中。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影片建构的一种道德符码,或是其他人物的一种扁平陪衬,而是经由他们表达对生活本身的省思。在社会舆论场中,青少年动漫受众常被看作一个或值得理解、或应当批判的小众群体,他们普遍地带着一种耽于幻想和逃避或暂避现实的气质。反过来,“老二次元”们又会不无揶揄地将同龄人中的动漫圈外行称为“现充”(即“现实生活充实、对二次元亚文化则浅尝辄止”的人)。但如果不能跟构成社会大多数的“现充”产生共鸣,《铃芽之旅》最多只能困在亚文化特殊语境的“黑话”阈限里,接受单边凝视,无法赢得社会现象级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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